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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小说10家|王手:在自己的现场

阅读次数: 次  来源:  发布时间:2018-07-14

 【编者按】:浙江是文学大省,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底蕴,无数优秀的浙江作品影响着中国一代代文学爱好者。日前,省作协推出“浙江小说10家”丛书,首次全面展现新时代我省中青年优秀小说家的整体创作实力。今起,本端联合省作协推出“浙江小说·十家十言”专题,陆续推送每位小说家的创作谈和评论文章,为浙江小说鼓与呼,敬请垂注。

 
1.小说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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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手:浙江温州人。1981年开始发表小说,近年作品散见于《收获》《人民文学》《作家》《当代》《十月》《钟山》《花城》等刊。有作品分别上了2006、2007、2009、2012、2014年度中国小说学会“排行榜”。《当代作家评论》2008年、2011年两次刊出“王手评论专辑”。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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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创作谈
 
在自己的现场
 
文|王手
 
我的一位写作老师对我讲,你要发现你自己的文学。这句话的前提是,你写了这么多年了,能够写很多东西了,技术上也日臻成熟了,你应该有自己的看家本领了。好的写作者,心里面都有自己的一块地方,邮票大小也好,碟子大小也好,长条的菱形的也好,这块地方就是他心中那点柔软的所在,是他自己的文学。那么,我的文学是什么呢?是行走在江湖上的“火药枪”?是出没于市场的“人物”?是开进工厂的“吉普车”?是底层的“乡下姑娘”?是中产阶级的“妇科医生”?抑或是温州小店的“生意经”?我想,经济活动中的人性表演,算是我的文学之一吧,当然还有之二之三。
 
每个社会阶段都会有一些“非典”人物,大跃进时代的劳模、文革时期的造反派、动乱年代的打砸抢分子、市场经济初始的投机倒把分子、股票的操盘手、各种CEO、网络黑客、发烧友、追星族、粉丝、包括“小三”,都是发展进程里必定会出现的现象,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分子。这些人物我们为什么很少写,除了我们还来不及研究他们,对他们还没有足够的体会,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并不在那个现场,我们拿起这些来总是会觉得无从下手或力不从心。这个道理,写作的人都明白,就是生活和小说的关系、常理和意外的关系、虚构和逻辑的关系,把这些都揉捏好了,基本问题也就解决了。
 
《讨债记》这个集子,选的是一组有关经济活动的小说,涉及到开店、办厂、讨债、黑社会、艰难辛苦以及为富不仁。每一个领域都是一个小社会,是社会就会有形态生动的人物活动,这些人物和活动与我息息相关,我闭着眼睛都能演绎出他们的样子,他们不是光彩夺目的温州,不是理性意义上的温州,但他们确实是底层的温州,是大多数人的鲜活样子。1994年,我妻子从工厂下岗,我们在温州隔岸路开了第一家鞋料店。我那时刚调到文联不久,在创研室编刊物,生计的问题逼迫我不得不向领导请假,一边工作一边在妻子的店里兼职。温州最早的鞋市场在来福门,一条小小的弄堂,绵延着几百上千家鞋摊。它和隔岸路近,和温州茶厂也近,因此隔岸路和茶厂都变成了鞋和鞋料的聚集地。人民路一拉,来福门没了,有关鞋的基地都迁到了鹿城路、黄龙、太平岭、双屿一带,我们的店我们的厂也开到了那里搬到了那里。这些,我都身临其境,身在现场,现在还在那里……
 
这些年,我陆陆续续的写了几十万字的这类小说,一直很想有一个机会把它集中起来,让读者方便看到,看写得怎样,因为批评家们说,我似乎更擅长“江湖”和“中产阶级”的。总之,还是很感谢浙江省作协的这个设想和举措。人们对“经济活动”的小说大多不感兴趣,原因是不熟悉这个领域,或说这个领域的故事不是我们的关注点,但我写的是人,写人性,写善意和柔软,而经济只是一个载体。这是大话。不一定是我最得意的作品,但也不会都一无是处,有一些还是可以看看的,呵呵。
 
3.创作评
 
鞋都温州浮世绘
 
文|顾建平
 
专写家乡的故事、家乡的人情物理的小说家,文学史上不在少数。评论家们喜欢用来举例的,有莫言的高密东北乡和美国作家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。但像王手这样,数十年间专心致志于写一个地域的同一种题材,还是非常罕见的。
 
新近出版的小说集《讨债记》收入了王手20年间的10个中短篇小说。从1997年发表在《十月》第2期的《少年,少年》,到发表在《收获》2017年第3期的《第三把手》,10篇小说的故事发生地都在温州——后期的小说改叫九州;故事中的主要人物,时间或长或短无一例外都做过生意。温州真是做生意的风水宝地,温州人身上天生就继承了做生意的基因;温州号称鞋都,小说人物做的生意大多和皮鞋有关,不是开皮鞋厂、皮鞋作坊,就是卖鞋料。读完整本小说集,读者也就熟知了鞋材、鞋料、鞋撑、鞋钉、鞋胶、鞋纸、鞋衬、鞋面这些名词,以及剪皮、划料、冲花、打眼、喷光、烘箱、夹包、批皮、做帮等工艺,对皮鞋制作流程熟谙于心。
 
集子里最早的一篇《少年,少年》,写少年兄弟的意气用事,青春冲动,以及对父亲的追慕怀恋。他们的爱恨情仇都有点幻想性质,因而不真切不可靠,也容易转变甚至放弃。温州少年和弟弟准备复仇,复仇的目标是母亲的初恋对象。父亲因癌症早逝以后,母亲的初恋对象帮助母亲开了个做皮鞋的家庭作坊,同时又对母亲有所企图,而母亲拒绝了他。少年在郑州销售皮鞋遭遇了大批退货,损失巨大,进而怀疑母亲的初恋对象做了手脚,于是他和弟弟预备了匕首和铁器准备复仇。但某一天,少年发现母亲和初恋对象站在他家门口聊天,母亲的神情很愉快,聊天气氛很和谐,那个男人也风度翩翩,没有他想象中的阴险和猥琐,于是一下子放弃了复仇的念头。
 
这篇小说一方面有着定位精准的地域,盛行制作灯具、服装、皮鞋、打火机、眼镜的90年代温州,另一方面又努力避免展示温州地域的传统文化——没有名姓的少年,说着标准的现代汉语,弟兄对话称母亲为“母亲”,而不是“姆妈”。既是温州的,又是非温州的,10篇小说都有这个貌似互相悖谬的特征。
 
同一地域同一题材,王手努力在相似中写出多样性。《讨债记》(《收获》2002年5期)里,“我”是市政府公务员,一名处级干部,原先在工厂工作的妻子许爱下海做皮鞋鞋料生意。做生意让妻子忙碌起来,精神状态也改变了许多,随之夫妻关系也发生了变化。“我”为了树立信心,稳定在家庭中的地位,主动参与到妻子的生意中,出谋划策,甚至主动给妻子讨欠债。“我”一方面内心胆怯,去“黑社会军师”家讨债不惜带上一瓶茅台,另一方面“我”又发挥公务员特长,一本正经夸夸其谈故弄玄虚,甚至冒充江湖人士,但两次讨债的结局都大失所望。为了挽回面子,“我”甚至把单位财务发的创收款当做讨回的欠债交给妻子。《讨债记》意在写市场经济相对发达的温州,公务员面对经济大潮的失落感。小说的语言也模仿公务员腔调,头头是道,但大都是空谈。
 
《乡下姑娘李美凤》(《山花》2005年8期)写到了城乡差异,人性中的自私。主人公乡下姑娘李美凤到温州城里找工作,她的一双灵巧漂亮的手被皮鞋作坊老板廖木锯看上了,老廖带她回厂里做工人。作为钱包渐鼓的小老板,廖木锯内心还存在淫思杂念,他用了点心思手腕让淳朴的李美凤跟他上了床。李美凤付出了劳动又付出了身体,却没有得到善待,廖木锯把她当做工具,催债的时候用上她,敲诈的时候用上她,挽救沉迷电脑的儿子的时候用上她。但最后,廖木锯夫妇又把她送进了派出所。
 
如果小老板做成了大老板,男人出轨找小三好像是题中应有之义。温州商人找的小三,往往是企业员工,工作上的得力助手,这样的关系比单纯金钱肉体交换关系的第三者复杂得多。《第三把手》里的周节如,年轻、能干、头脑活络,在厂里独挡一面,深得老板李金锁欢心,老板娘李回珍虽然醋意大发,但也投鼠忌器,这样周节如由小三逐渐成了厂里的第三把手。由于她的聪明得体识时务,深得工业区领导器重,最后她在厂里的重要性甚至胜过了老板李金锁。社会关系的复杂源于人性的复杂,即使局域内的人物关系也不是简单的利益关系,不能简单地从道德上加以定性。
 
《第三把手》明显的瑕疵是视角混乱,既是第一人称,又是全知全能。这种情况在小说集另外9篇小说中并不存在。两种视角的存在增加了叙事的便利,但是小说的目的就是要让人进入情境信以为真,视角的不统一使得可信度大打折扣。连老牌文学杂志《收获》在叙事视角上都如此不严格,不知道这是否又是小说艺术发展的新动向。
 
《坐酒席上方的人是谁》在整个集子中是比较另类的一篇。小说虽然也写到了做生意,主题却是写一个老江湖的退隐。1981年,龙海生目睹当年一同混江湖的李元霸被枪毙,决心金盆洗手,不久受朋友怂恿又做起了托运生意,因为抢路线,又差点陷入一场恶斗;到1994年,龙海生老婆做鞋料生意,为催讨欠款,他再次展示江湖老大的风采;最后是2005年,江湖新人燕青结婚,诚意请他坐婚宴的首席,他又出手平息了婚宴上因陈年恩怨激起的风波。龙海生一再想从江湖退隐,息影街巷,但总是有新的危局需要他出手解困。他对江湖的堕落越来越不习惯,对不守章法的江湖新人越来越不屑,但江湖老大的余威还是让他内心隐隐感觉到骄傲。
 
《讨债记》中的作品都是写实的,既不是大写意,也不是工笔细描,是得其神韵不及其余的素描。作者并不试图像《清明上河图》一样展示街市全景,除了皮鞋行业,温州20年来的五行八作、三教九流并没有得到精细的描绘。但温州城里有野心、有热情、勤快肯干、各怀心思的众生相,已描摹出来,这是一幅当代鞋都的浮世绘。
 
王手的小说,从90年代初到现在,语言风格基本一致。小说中的人物对话,完全解除了引号的束缚,这样可以保持文字的流畅,但也在快慢之间放弃了节奏感,所有场景都大同小异。对话的效果本应该如同现场直播,一旦取消了引号,就变成了场景再现;引号的存在足以维持对话的原生态,一旦打开,人物之间的语言个性也就失去了差别。得与失往往是一枚树叶的两个面,一旦选择,难及其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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